整个九月份，李建华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创，仅出了七次门。

    这个月，李建华足足花掉一万三千六百元人民币和两万六千二百四十五元外汇兑换券，大量买入有升值潜力的古董字画，以及今年新发行的邮票。

    在京城的旧货商店里，李建华不难找到旧红木家具，一把标价二十元人民币的海黄官帽椅，虽然有一点点损坏，但他能确定是清代之物，升值潜力大大的，别人看不上，在他的眼里可是宝贝。

    当下，在文物商店有创外汇的要求，按照规定，一部分古董只卖给外国人，而李建华不是外国人，拿不出外籍护照，但他手里有外汇兑换券，照样可以买这些古董。

    买！买！买！

    李建华很喜欢这种感觉，在卖货给他的人的眼中，他就是“凯子”，对此，他不以为然。

    改革开放四十年，华夏古董价格暴涨，这是重生人士的知识点。

    对，这就是人尽皆知的知识点。

    价值投资，对李建华而言，买古董就是价值投资。

    可能存在买贵的情况，但不会买亏，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董价格大幅上涨了，什么亏都补回来了。

    为了避免惹父母不高兴，李建华买入大量古董，没有都往家里放，绝大部分都被他偷偷存进了储物戒指空间中。

    如果高建军的记忆是和十年后的李建华融合，那新生的李建华对买古董之事不会如此热衷，因为他有更多更合适的投资渠道，但现在，多雇佣几个人帮他干活都是违法的，“七上八下”标准都还未产生。

    雇工即是剥削！

    自从五六年华夏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雇工”几近在华夏绝迹，“雇工即是剥削”几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初的改革年代，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地位就像传统大家庭的如夫人，而与之相伴随的“雇工”，其地位则好比是如夫人的庶出子，甚至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子。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笼罩在深暗的理论激辩的迷雾之中。

    在此背景下，由资本论里的一个算例和一段注释出发，“七上八下”标准应运而生雇佣“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七上八下”，它的诞生是为了成为护身的尚方宝剑，但随着社会的演进，最后却不免成为一柄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979年，粤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效益可观。次年，尝到甜头的陈志祥扩大规模，跨越两个大队，承包了141亩鱼塘。规模扩大后夫妻二人忙不过来，于是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至81年，陈承包的鱼塘规模继续扩大，面积达497亩，雇请了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

    陈志雄这种在后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在刚刚走出“大革命”不久的当时，却极大地触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允许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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