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无疑地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稳固持久性。

    如此一来，大革-命时期所取得的民权和物质方面的重要成就，虽然得以巩固下来了；但另一方面，那伟大革-命运动的精神和生命力，却由于安德鲁的个性和行动，而不得不陷于瘫痪的状态。

    正是从1795年开始，法国公民对于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的火热的心情冷下来了；对于“自由、平等与博爱”的追求，成为了一句没有实际意义的政治空话，或是外交辞令。

    法国之所以在安德鲁的专-制统治时期，才能够取得各种丰富的成果，主要与安德鲁异于常人的才能有关。

    之前的革-命者竭力要创造持久的制度，但一个个都失败了。他们想到的事业实在太大了。包括推翻了旧秩序，发动了对封建专-制的欧洲的征战，努力制定各种宪章，还想把一个极为动荡的社会重新加以改造。

    但他们所做到的，只不过是勾划出将来社会结构的轮廓而已。这座大厦理应由民选的合法政-府去建立，却因为以塔里安等一些统治者异常无能，而变得毫无进展。

    于是，横空出世的超级天才出现在巴黎。

    安德鲁很快就恢复了全社会的正常秩序，还将社会各阶级团结在他的周围，整顿了地方与中-央政-府，他恢复了财政收入和信用，还给了宗教自身的安宁，又使法国农民对从没收教会土地得来的土地所有权得以巩固。

    安德鲁给有功者以社会荣誉，最后又以完备的法典巩固了他的政体。这些法典使得安德鲁，成为这座最终建成的凯旋门的拱心石。

    在安德鲁看来，1795年前的雅各宾派和热月党，在为实现“公意”而进行立法时，迫害一个又一个阶级，最终造成了两次法国内战。

    基于此，安德鲁果断抛弃掉那些学究式的议论和教条，而转向实际的统治艺术。那就是，在一个时间里只从事一项任务，以期把那些被疏远的阶级一个一个地争取回来。

    等到国内恢复了和平，加之欧洲列强一个个沦为法国的附庸后，作为独-裁实干家的安德鲁，这才回过头来，开始用时间、技巧和耐心，有条不紊的采取另一套方式，去建立国内与欧洲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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