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查尔斯·傅立叶在其晚年，在一篇颇具争议的《法兰西文学史》的序言中，漫不经心的评述了安德鲁-弗兰克统治法国与欧洲的时期。

    他说：“在那个时候，公众依然会对这种评论会感到兴趣的，毕竟他们会各有偏爱。但这不关紧要，因为所有人的注意力将集中在这些有趣的辩论上。

    他们可能会谈论文学和诗歌，也许鉴赏能力将会由此提高，而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从这里也许会出现诗人和语法家。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安德鲁将法兰西从分裂和混乱中拯救了出来，在他的领导下辖，法国的军旗飘扬到米兰、都灵、维也纳、华沙、柏林、里斯本与圣彼得堡，乃至欧洲大陆的每一座城市。

    但令人感觉异常可惜的，是偌大的法兰克第二帝国时期，我们却找不到一个有独创思想的，实在能够歌颂国家和民族的诗人。

    更令人感觉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依然是在安德鲁的统治时期，法兰西的主要的文学杰作，却来自被这位第一执政，随后的终身执政，流放到国外的著名反对派代表，斯塔埃尔夫人。”

    以上所述，就是与安德鲁-弗兰克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法律和惯例。在某些方面，它们可以说是促成进步的。各种制度给予了法国革命一种过去不会有过的稳固性。

    毕竟，“法国人是个易于激动的民族，善于发起一场革-命，却不懂得平息革-命”。这句话同样是共和国第一公民经常说的。

    依照安德鲁自己的说辞，如果他不给法兰西“添上一些沉重的大块花岗石”的话，那么从1789年以来的，过去十年所取得的一些国内成就很可能会统统丧失。

    没错，是安德鲁用他那钢铁般的意志，无与伦比的思想才华，惊世骇俗的统帅能力，作为凝合一切的水泥，把法兰西生活中松散流动的鹅卵碎石，建成一道混凝土的防波大堤，继而挡住了那些极左派的狂热风暴，保王党的嚣张气焰，还有反法同盟那毁天灭地的百万大军。

    这三种危害力极大的风暴，曾将零星散漫的万干事物刮得上下颠簸，甚至一度令法国腹地也变成一片荒凉。

    但自从横空出世的安德鲁，挡住这些风暴以后，法国便能在其已建立起来的法制保护下，成功规划了将来，并统治了整个欧洲。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