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岱岛，还有外来移民为主的东部各区，更是显得拥挤逼仄，致使疾病和瘟疫特别容易滋生。18世纪以来，巴黎已经二十多次遭受可怕的霍乱等致命瘟疫。

    不仅如此，一些关注于劳苦民生的左派报纸，也在不停的告诉他们支持的国家议员，并在一份报告中提及：

    “如今的巴黎就像一座大型的工厂，然而内部已朽烂不堪。那里人世间的疾苦、害虫和疾病横行四方，那里连光和空气都难以穿通。

    在这里，市政设施微不足道，城市显得很肮脏、不卫生、散发着臭气。所有人行道都被占用，街道满是污泥，垃圾遍地。是的，巴黎是一个讨厌至极的地方，植物不是枯萎就是死亡。

    因为在这里没有可以直接引用的清洁水源，至于烧开水，对穷人而言，属于一种浪费的行为，那是外省运来的燃煤并不便宜。

    就在东部圣安托万区的贫民窟里，来自中-央高原的年轻夫妇的七个幼儿中，一年内就死去了四个。而在社区医生开具的死亡证明上，孩子们死因不是霍乱、肺炎等急性传染病。

    幸好不是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医生们都说那是安德鲁执政官从三年前开始，持续为巴黎所有12岁以下的贫困儿童，免费提供每日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还有一磅面包的功劳。

    与此同时，在西部的富人区，或是塞纳河南面的行政区，那里的人们很少能听到有霍乱、天花、白喉等传染病的出现。”

    在安德鲁还在波兰督战的时候，已卸任警务部长，正式成为巴黎总督的德马雷，在公函中向第一执政汇报了第一天的工作情况。

    德马雷说：“在进入总督府办公的第一天，我在会议上异常兴奋的告诉身边的同僚，我发誓要把巴黎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所以，我希望在十年之内它的人口将会达到100到120万。

    然而，我的部下却给我浇了一大勺冷水，他很不客气的告诉我，‘尊敬的总督阁下，事实上，如果我们明天就无限制的允许外省民众进入巴黎，那么一周之内，巴黎人口就能凑足120万，甚至是更多。只是依照现在的情况，巴黎恐怕连一百万人都养不起了。’

    很快，我的那位幕僚就举出了缺乏清洁饮水的问题为例子。

    随即，我问他，‘给巴黎供给清洁饮水，你会有哪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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